饥饿与暴力，像是潜伏在黑夜里的猛兽，只等她一闭眼，就撕开记忆，十四五年前的画面在眼前不断闪现。
刚下直播，玲玲又失眠了，她连续几天没有睡上完整的觉。
最近打赏收入还不错，几次PK都有固定的老粉丝支持，但她还是睡不着。一旦离开那个5.5英寸的，亮着光的手机屏，她就需要重新面对黑暗。直播的时间持续往后拖，刚开始是零点，后来延迟到凌晨1点，1点30分。
玲玲
许久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，半夜会心悸，脚抖，突然惊醒，早上依然从一场噩梦中醒来。饥饿与暴力，像是潜伏在黑夜里的猛兽，只等她一闭眼，就撕开记忆，十四五年前的画面在眼前不断闪现。
又是一个难熬的夜晚。
父亲在街上吃了酒，晃晃悠悠回到了大水沟村最破的那间小木屋。在云南，叫“大水沟”的村子至少有十一个。父亲所在的大水沟村位于普洱市镇沅县里崴乡，属于横断山脉的南延地带，河流纵横，峡谷和山脉相间分布，从这里去往普洱市区，要跨越200公里的山路。
他推开门，嚷着让玲玲做饭。这是父亲的习惯，无论多晚，酒醉归家，一定要吃点东西。玲玲做饭手脚不够快，很容易招来一顿毒打。
最严重那次，这个瘦小的中年男人顺手从灶房捡起一根柴火，用力敲向玲玲的脑袋。木屋没有通电，血混在头发里流，玲玲只能依靠感觉判断伤口的严重程度。一阵晕眩袭来，她摸到一侧，找到止血的毛烟，覆盖住伤口。
云南是产烟大省，农村人多抽水烟，家里一般都会备着点毛烟，毛烟由细细的棕色烟丝组成，干燥，吸水性强，用毛烟止血，是大水沟村里的传下来的“土法”。
“他会踩着我头发打，有时候拿脚踢，有时候是碾米的皮带，还有他的裤带……那时候我头发很长，比现在都还长，被他拿到头发，我就跑不了，如果他没有拿到我的头发的话，我还可以一直跑，小孩脚跑得快，跑了，他就没办法了，回去睡了。”逃跑是唯一的办法，但逃跑的前方并没有路。
村里的人都知道父亲嗜酒，“不敢去人家（家里），人家也不敢让我睡，因为我怕我爸爸去吵，就算我爸爸打我，跑去人家（家里）都不会开门。”玲玲在村里几乎没有朋友，隔壁家的大人会让小孩少跟她接触，久而久之，她习惯一个人在夜里游荡。
有时候是芭蕉林，有时候是稻草堆，这是她看好的夜宿地点。芭蕉林可以躲雨，雨水落下来，还有一片干燥的空间，稻草堆可以取暖，靠在稻草上，夜里会暖和很多。
父亲并不一直都是这样。十岁、十一岁的某段时间，父亲在三爷爷的劝诫下断了酒。玲玲回忆，“那时候我感觉很幸福，断了6个月吧，然后还是又喝起来了。”
不喝酒的时候，父亲是个能干的农村人。会做木工活儿，也很勤劳。大清早，会拉着玲玲一起上山挖碳。把树砍成一米五左右一段，放进窑洞里淬火，按父亲的进度，一个月可以收获一窑的碳。有时候一窑碳有八九袋，有时候能出十几袋，通常来说，一窑碳能卖上一百来块钱。
“他不喝酒的时候很好，自己不吃也会给我们吃。喝酒了就不行。”村里也会有一些活儿找上来。“他去帮人家点苞谷，十五块钱一天，那户人家家里情况比较好，会有肉吃，他就会叫我过去一起。”
家里常常揭不开锅。有时候父亲出去帮人家干活儿，她就等在家里，饿一天肚子，等晚上钱拿到了，父亲再去街上买点米回来吃。“印象最深的是他去帮人犁田，他犁田的地方，有几颗花生，我就去捡花生吃。”
不宽敞的小木屋里原来生活着四个人。父亲常年喝酒，家里没办法攒下钱，木屋多年未整修，墙上的木板并未钉牢固，只是竖起来围成一个墙，夜里时常漏风。
母亲离开家的时候是2001年，玲玲7岁。离开的时候是有预兆的。那天中午，母亲突然收拾好一袋衣服，旁人发现不对，开始劝阻，等到晚上，母亲还是一个人偷偷溜走了。
此后的七八年，玲玲再也没有见过母亲，“有时候也会想她，但不敢说，怕爸爸觉得我更爱妈妈，又开始打我。”
母亲离开后，父亲酒醉后的暴力落到了哥哥身上。这个和玲玲有着相似面孔的男孩子，不过比玲玲大了一岁，“那个时候实在是受不了了。”玲玲的哥哥小飞（化名）说，等长到十一岁，小飞也在一个深夜跑出了大水沟。
十一岁的小飞个头不高，搭车还不用买票。他一路跟着车辆折腾，六七天以后，抵达了西双版纳，那边的叔叔一直抚养他到十五六岁。
家里只剩两个人，但钱依然不够用。父亲好不容易挣点钱，都花到了喝酒上。学校老师催促家里付学费，50块，钱不到位，上课就没有书本可用。同学年幼，会跟着嘲笑，7岁的玲玲感受到了伤害，“我就躲学，睡在树林里，也不敢去学校。躲了几次，被我爸爸发现了，他生气骂我。我就还嘴了。”
从那以后，小学一年级都没上完的玲玲辍学在家，开始承担家里的农活，父亲大多数时候仍然醉着。
一直到2008年，玲玲十四岁，她决定彻底告别过去的生活。
父亲再次酒醉，她逃出木屋，藏到了村里一个老祖（年纪较长的奶奶）家。老祖家里养了狗，附近邻居少，只要父亲出现在门口，狗就开始叫，狗开始叫，老祖就把玲玲藏到里边的一个房子。这是村子里难得愿意收留玲玲的一户人家。
老祖的女儿在外打工，偶尔会回来探望一下她。大多数时候，这个房子里只住着老祖一个人。“她跟我家没什么关系，但是看我可怜，就收留了我。”玲玲在老祖家里躲了一两天，终于按捺不住，“我很想我妈妈，我想出去找她。”
老祖转身，给了她十二块钱。算好“赶集”的班车会出现的时间，清晨，玲玲在黑暗中出发了。
一条长裤，一件粉色的高腰短袖，一双“老黄鞋”，再加上老祖给的十二块钱，这是玲玲离家时的所有家当。她惴惴不安，拦住了去集市的小货车，三五个人坐在货车箱里，前往附近的集市，有灯、有车的地方给她安全感，她很怕父亲会突然追上她逃离的步伐。
过去的农村有个制度叫赶集，地点大多集中在某一个或者多个经济较为发达、交通便利、人口较多的聚居区。按照约定俗成的规则，或三五七天一个轮回，日子不同，赶集的场所也不同。玲玲离开那天，是第三个集市开张的日子。
姨妈的家，就在这个集市上。
但姨妈并不敢收留玲玲。来的路上，有人看到玲玲进了姨妈的家，消息很快传到了父亲耳朵里。“姨妈哭着说，你才十多岁，以后都靠你自己了，如果我把你留在我们家，你爸爸还会找来，以后事事都要小心。”
姨妈的婆婆收拾了家里几双不穿的老人布鞋，打包给了玲玲。玲玲带着布鞋，继续搭车，抵达普洱市兰花市场。
“年纪小，找工作只能一家一家去问。”进了城，玲玲需要迅速解决在城里吃饭和住宿问题，即便她住最便宜的房，和很多人挤一个房间，用10块钱分得一个床位，但只花钱不挣钱是不行的。一家四川快餐店决定收留她，一个月工资二百五十元。
店里饭菜便宜，吃上一顿饭一两块钱就能搞定，在城里工作的好多人都愿意来这里吃饭，需要帮忙的人手也多。玲玲向店老板预支了50块钱，给自己置办了一些生活用品，包括一条从十九元店买来的裤子。
但钱不能都花在衣服上，四川快餐店楼上，老板把房子出租给了很多人，租客经常收拾屋子，发现不要的衣服，就打包丢到楼下的垃圾桶。玲玲在垃圾桶里淘到了衣服、包。
她在店里负责洗碗。刚去的第一个月，店老板不让玲玲单独出门，需要出门置办点东西，都让老婆带着她。她年纪尚小，对附近不算熟悉，担心出门遇到危险。
几个月后，玲玲离开快餐店，开始了第二、第三、第四次打工。店老板早已经不记得她样子，但快餐店还在，换了更豪华的装修，玲玲偶尔会回到兰花市场，坐在店里吃顿饭，她一直很感谢这家四川快餐店。虽然什么话都不说，也不试图和老板打招呼，总忍不住想起刚出来那时候，辛苦，但又幸运，“毕竟出来没有遇到骗子，没有被骗到外地。”
在快餐店混熟以后，店老板慢慢放心让玲玲一个人外出。和母亲一样，玲玲也喜欢唱歌看表演，她跟随着人流，看到有人在市场里“跳歌”。陌生又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她眼前，离开7年的母亲，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，她混在人群里跟着音乐“跳歌”。
“可能是太久没见，不亲近，我只是过去叫了一声‘妈’。”那天以后，玲玲从饭店搬了出来，和母亲住在一起，挤在一张木板子搭出来的床上。
和母亲的相遇给了玲玲第一次换工作的机会。母亲在市场附近一个建材厂工作，拉上玲玲一起在厂里粘板子，粘好的板子在盖房子时会用到。这里单天的收入可以达到三十块以上，运气好能达到五十块，远高于洗碗。
“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，以前手上没有拿到过一百块钱。”贫穷会变成味道，留在记忆深处。“小时候很饿，看到别人家吃饭，但是别人冷饭都不会给一碗，现在心里面虽然不恨，但还是会想，当时他们怎么这么绝情？”
外出打工三年后，2011年的一天，家里的电话打了过来，村里有人通知她，“你爸爸吐血快不行了。”玲玲叫上母亲一起赶回大水沟村，但母亲走到门口坚决不再继续往里，灶房里有太多再也不愿重复的回忆。
玲玲把父亲送到了乡里的医院，付了一千多的医药费，她存下来的钱不多，后续治疗只能选择借钱，输血的花销太大。这些年喝进去的酒，让父亲的身体不堪重负。
父亲还是老样子。
他让玲玲帮忙清理奶奶厨房里留下的东西，一年前，奶奶去世。
“我看到一些碗，是塑料的，但是碰到火，就变黑了，这种碗人家也不会再用，我就跟他说，把碗扔了。”父亲一听立马着急上火，他指责玲玲是出去打工挣了钱，回来就开始看不上家里的东西。他拖着病体，抽出家里的长凳子，挥向玲玲。
这次玲玲不用逃跑，她选择了离开。没过多久，她收到村长的电话，父亲去世。往事伴随着父亲的去世一起消失，但玲玲并不像自己以为的一样痛恨过去，她偶尔会思念这个带给他痛苦的父亲，童年时期为数不多的美好记忆，是这个不称职的父亲带来的，“我现在会特别希望他还活着。”
所有人都以不同的方式，离开了大水沟的木屋，在一次次大雨的冲刷过后，轰然倒塌。父亲的照片、她儿童时期的照片，一起淹没在了倒塌的房下。
后来的几年，她陆续换了几份工作，有时候去十元店帮人卖东西，有时候去酒店做服务员，但并不是一帆风顺，“打工给人家卖衣服，我要写衣服单，会写错；我在酒店里面给人家打扫卫生，然后那里面你也要打电话，就是说什么东西没有，每天都要放食品，报也会报错，报错就会贴钱，一个月工资剩不了多少。”
母亲提出来一个想法，可以回乡下去采茶叶。她离开老家后，曾帮人看过茶园，负责采茶叶，茶园主人家常年不在，这两年主人家干脆丢了不管，母亲考虑后把茶园买了下来，这个茶园，就在半坡寨。
半坡寨所处的环境更像是丘陵地带，茶树沿着山间窄窄的红土地种植，远处看，错落有致。玲玲的新家被茶树包围，出门走不了几步，就能看到满山的大树茶。
寨子里有人玩儿快手，但不肯告诉她名字，她看得兴起，偷偷瞄了一下视频的名字，回去就在手机里下载了。但寨子里的人多数只会看，很少有人拍，玲玲喜欢跳舞，也不害怕镜头，“如果不拍视频感觉玩得没意思。”
刚开始也是漫无目的的拍摄。直到她让自己入镜，“我做什么就拍什么，挖茶地，背玉米，拍一些重活儿，他们爱看，就会上热门，我感觉大多数人是不是喜欢我们农村的生活？”
拍短视频是可以挣钱的。玲玲决定做个投资，她在兰花市场分期付款买下了OPPO的最新款，替换下了旧手机，晚上直播的时候，人脸终于不再是黑黑的。
母亲多看两次，自己也喜欢，经过玲玲的指导，还学会了一些小技巧，比如镜头一定要稳。拍完回放，母亲看她笑得不好看，还会提出建议，一遍不行，两人就在外边继续拍，有时候充满电的手机拿出去，回来就已经没电了，全用在拍视频上。
短视频把玲玲带入了新的生活圈，一种离开田野，但仍然扎根于田野的生活方式。
云南当地人尤其爱看她的视频，她在快手上的成名曲《草草药》，保留了很多方言特有的词汇，做直播也是方言和普通话混着出现。
《草草药》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歌，更像是配着DJ背景音乐的喊麦：我是云南一枝花，来自云南山咔咔。“咔咔”是方言，可以理解为交通不便的山区。
玲玲很聪明，她知道自己的粉丝喜欢什么样的内容，也会刻意去寻找真正的农村生活。
为了拍云南竹林里的竹虫，她一连砍了几十颗竹子，直到左手上打出泡；或者是下河捉鱼，视频里轻松捕获的鱼，实际上可能捉了好几个小时，在水里冻得发抖。但旁人看来，农村生活总是简单的，甚至是没有压力的，适合归隐的理想家园。
云南方言里挣钱等同于“苦钱”，现在就算一天只能“苦十块钱”也能让她安心。靠着去年一年的直播，她攒下了1万8千块，她习惯性的告诉自己，现在的生活是幸福的，要把钱花到让自己更幸福的地方。
这些年，她的勇气完全来自于个人对生活盲目的信心。
从家门口向外走，有一条一百多米的土路，路不宽，刚好够拖拉机经过。这是玲玲一家人出行的必经之地。采完茶叶，母亲就背着当天刚摘好的茶叶尖，从这条土路下山，卖给寨子里收茶叶的人。
最怕下雨，一下雨，泥就会变松，走在土路上容易打滑，有时候还需要扛着锄头，走一步路，锄头在地上扎下去帮助身体站稳。玲玲还好，母亲年纪大了，看着更不容易。
和家里人商量后，她决定把直播的钱，拿出来修路。雇了几个工人，铲地、铺沙，手上的全部存款还不够，母亲凑了2千块，这条一下雨就难走的土路，终于铺上了水泥。
玲玲在尝试性的修补正常的家庭生活。快手的农村视频有几个恒定的情感主题，比如挣钱的心酸，父母养育子女的不容易，玲玲喜欢看别人讲“如何敬孝”，她不理解为什么有人要和父母亲吵架，破坏家庭，如果稍微体贴一些，一个普通的家庭一定能变得和睦。
和母亲重逢后，玲玲一直在努力，维持家庭的完整，至少她对自己的定位，是可以挣钱的、孝敬母亲的女儿。
生活在按照玲玲的预期走，但过去的伤口，似乎并未得到治疗。
粉丝到了40万，直播的人气还是不高，观众永远不超过200人，有人责怪她：粉丝这么多，为什么没人看你直播。玲玲会一下子委屈哭出来，“但是你哭，别人会觉得你装可怜，但其实你是因为他骂人，才哭的。”
她分明很努力了，但遇到不认识的字也没有办法，她念不完有些人提出来的问题，没上学的自卑会突然让她提高戒备。
安慰她的人也不少。去年直播的时候，她收到了直播以来最大的一份礼物，价值高达2000多元。她的第一反应是赶紧和对方连麦，“一下子给这么多钱，他没钱了怎么办。”对方回答也很果断，最近卖车，一下子收入了4万多块，给她刷礼物，纯粹是看她不容易，给点鼓励。
前两天直播她又哭了，晚上仍然睡不安稳，粉丝留言问她原因，她一句话也没有解释：说出来也没有用，说出来，你们也不明白。但她又觉得，这块5.5英寸的手机屏幕，是自己为数不多的，可以任意倾诉的窗口。
“小时候看电视，我以为里边的人是假的，现在我就想，不能让人觉得我也是假的。”玲玲变得越来越好看，她在短视频上学会了化妆，直播的技巧也越来越娴熟，讲到搞笑的话题，会自己播放滑稽的背景音乐，剪辑的视频还会配上字幕。
如果时间倒回十一年前那个清晨，她仍然不会后悔出走大水沟。每一次选择，都深深地影响了未来生活轨迹的，这次她的选择是短视频：“让人家认识一下，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个人，是吧？”
